中国近代伟大的佛教教育家——敬安

               ——以大师对太虚的教诲为例

邓子美 何锦锋

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

提  要：敬安大师是一位近代中国别具一格的伟大佛教教育家。他不但创建了宁波等多处僧教育会，兴办当时曾为国内表率的宁波僧众小学、民众小学，在此基础上以他为首，联络当时 全国十七省市僧教育会组成了中华佛教总会，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太虚、圆瑛法师等近代高僧。本文以大师对太虚的教诲为例，阐明其人格感召以及精心栽培，让学僧多方求学，严格调教，在使用中锻炼等佛教教育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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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安（1851-1913）， 字寄禅， 俗姓黄， 名读山，号八指头陀， 湖南湘潭人。 一般多誉为中国近代爱国高僧、诗僧、佛教领袖，但同时，他还是一位近代中国别具一格的伟大佛教教育家。称其伟大，是因只要培养出一位像太虚那样的著名佛教领袖人物已足够，何况敬安大师还培养了圆瑛法师等近代高僧，有创建宁波等多处僧教育会，兴办当时曾为国内表率的宁波僧众小学、民众小学，在此基础上以他为首，联络当时全国十七省市僧教育会组成了中华佛教总会等等诸多业绩。

敬安大师自幼父母双亡， 与弟弟一起被族人收养。 生性好学， 但因家贫而不得不中止学业， 靠替人放牛为生， 然而他顽强坚持自学。有一天， 他放牛遇雨， 避到村中， 听到有人吟诵“少孤为客早， 多难识君迟”的唐诗， 联想到自己的身世， 不由得潜然泪下， 恰遇合村塾师经过，被其好学精神感动，便让他一边为私塾帮佣， 一边跟着读书。 在此艰辛处境下， 小读山的性情难免有点多愁善感。 据说有一次， 他看到风雨过后， 满树鲜艳桃花凋零殆尽， 不觉失声痛哭。由此感触人生苦短，萌发了出家念头。1868年，他终于投湖南湘阴法华寺， 从东林和尚出家。不久又往衡阳仁瑞寺从释志恒参禅。22岁时行脚江、浙，遍访名寺高僧， 请求开示解脱生死之道。 可随着传统宗法社会衰落崩解，佛教界也显得内外交困，危机重重， 致使本为追求“出世”而入佛门的敬安开始关注现实， 并将振兴佛教为已任。1884年后， 敬安先后任衡阳罗汉寺、衡山上封寺与大善寺、宁乡沩山寺、长沙神鼎寺、上林寺等寺院住持， 法誉日盛， 成为当时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之一。1902年他应邀担任浙东名刹宁波天童寺住持， “任贤用能，百废俱兴；夏讲冬禅，一无虚岁，” 于是天童中兴， 享誉禅门，成为近代江南著名的四大丛林之一。对于这些，各位法师、专家多有论述，本文仅以大师对太虚的教诲为例，阐明其佛教教育思想与方法。

一、慧眼独具，栽培新秀

敬安大师本是太虚的传戒师，他德高望重，一生传戒无数，仅太虚参加的这场传戒法会，就有戒子120余人，但敬安慧眼独具，在那么多人中注意到了太虚。1904年12月某日凌晨，天刚五更，太虚就在其剃度师奘年法师带领下进了天童寺，只见佛殿上聚集着数百僧众， 正在聚精会神地做早课，这使太虚深感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 不久，传戒法会开始，太虚首先看到一个相貌魁伟的老和尚在讲授戒理，敬安虽已五十五，但声音洪厚，令听者顿生敬畏之心， 原来他就是传戒和尚， 当时在佛教界声望卓著，居于领袖地位的敬安法师。这就是太虚初见敬安，敬安也是太虚在佛门所遇的最伟大的名师高僧， 其言行举止对太虚思想， 性情以及事业的影响与帮助更无第二人可及，被太虚一生深深景仰。

尽管太虚当年年仅16岁，还没到严格要求的受戒年龄。但是，敬安却不拘一格，作为老一辈的传戒师，他已阅人无数，不难看出太虚少年大志吧？而这正是教育家的眼光。他对奘年法师私下表示，太虚这沙弥，有着唐代高僧玄奘大师那样的潜质。这也是敬安对太虚的期许，他还特意叮嘱奘年，对太虚更要多加维护。对可塑性无限的青少年来说，这样高的期许与鼓励至为重要，甚至可能塑造他们一生。自然，敬安既对太虚这样不为一般人所重的小沙弥有如此期许，必也从奘年那儿了解到太虚独特的生活经历。如此对寺院环境， 经文念诵极为熟悉，善根深植，少小已历经磨难，多见世间污浊而不染的法器是很难得的。这又与唐代玄奘大师，以及敬安自己的少年经历极为类似，难怪尽管年长一辈，却能惺惺相惜。 同时，江浙地区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佛教优良传统的保存比起其他地区来犹稍胜一筹。尤其敬安由湖南来到浙江后，在他的周围几乎聚集了当时的佛教精英。然而当时一般僧人素质低下，据说当时有的拥有三、四百僧众的名山大寺居然找不出一个能写三百字通达书信的人，问其经义佛旨，不是胡乱回答，便是一问三不知。初出家的沙弥更是大多为文盲，进佛门混饭吃。在此背景下，年幼的太虚便显得出类拔萃了。太虚自幼跟随小娘舅接受传统儒学教育， 不仅《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背得滚瓜烂熟， 即使《大学》、《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也早已熟习，而对今古传奇，野史轶闻的涉猎，又使让他大大开阔了视野，远比同龄人更显成熟。 加上他天资聪慧， 时已略谙文字表达技巧而于吟诗作文初显根基。这些世俗文化的把握其实对僧人来讲更加重要，敬安自己就因此在佛教界显得出类拔萃。此外，太虚在授戒过程中还有着与众不同的出色表现， 在戒堂上， 记忆力超群的他将要背诵的毗尼日用及沙弥、四分、梵网戒本， 以及各种考问答案，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有一次演习问答， 戒堂之上能答得完全的，仅有太虚一人。由此看来， 敬安以及众多名师在平庸僧众中特别属意太虚，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当清末国难与“庙产兴学”的法难交织之时， 敬安等一代高僧， 心中所想自然不是个人的自修自了，而是如何复兴佛教，如何拯救浊世。因而其择人标准也偏重于将来是否能承其衣钵，有益大业。进而，要担当如来大业， 一方面必须品行纯正， 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学识修养。太虚这样的小沙弥，自然成为他们着力栽培的理想人选。敬安认为，太虚天资聪颖，心地善良，性情虽好动，但若加以悉心调教，假以时日，必成大器。为此，还专门修书一封，介绍太虚前往宁波永丰寺跟歧昌法师阅经习文。 歧昌，别署水月，自幼出家于江苏永丰寺。当时在江、浙佛教界因精通音声佛事，善唱水陆忏文而闻名。就文字与禅法而言，最好的当然是敬安，但他自己法务繁忙，所以想待太虚的佛法基本功大体已学到的时候再亲自调教。而歧昌的实用文字，象书笺、缘起、疏启等功底颇佳；道德高尚，修行精深，尤受僧界敬重。他待人温熙如春风，从不见有厉言疾色。何况熟习音声佛事、实用文字，也是僧人必须；读经更是根基所在，所以太虚先被荐往离天童寺很近的永丰寺。

人才是需要栽培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知人才的培养是多么不易。其实，许多青少年都拥有多方面的优良潜质，只是得不到栽培，这些潜质便如豆芽不能落地那样枯死。太虚很幸运，遇到了敬安大师。1904年冬天， 因敬安的推荐，在奘年的护送下， 太虚来到宁波永丰寺跟歧昌法师读经习文。 歧昌对太虚也极为器重， 在歧昌指导下， 太虚开始诵读《法华经》。 《法华经》亦即《妙法莲华经》， 为大乘佛教经典中一部重要典籍，亦为佛教天台宗主要经典。 经文采用诗、譬喻、象征等文学手法， 来赞颂佛陀， 称释尊成佛以来， 寿命无限， 以各种化身， 种种方便说法， 并将声闻、缘觉、菩萨等三乘归于佛乘。该经调和大乘与小乘佛教的各种说法分歧之处，归结为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因而影响深远。 经文共分28品， 太虚以其超常智慧， 到第二年即将《法华经》读诵得烂熟于心， 并常能每天默诵二三部， 甚至仅用不到两小时时间便将七卷《法华经》全部背完。其后又随歧昌受学《楞严经》，太虚还常常自己翻看杂藏，其实对个人成长来说，自学的效果还往往超过师长所教。自然所学实用文字也不在话下，音声佛事也有了相当了解。

二、严格调教

1906年夏，太虚回到天童寺，随众听敬安特从湖南请来天童寺的一代高僧道阶法师讲授《法华经》。道阶（1870-1934），名常践，号八不头陀。精通台、贤、律、禅、净土、法相各宗经典，并曾协助敬安为保护各地寺产，创设杭州、南京、湖南等地僧教育会十处，先后赴印度、南洋（今马来西亚槟榔屿）、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求法。他讲经眼界开阔，深入法要。除此之外，敬安还安排太虚至著名天台宗大师谛闲那儿听讲“四教仪”等。他请各地名师为太虚等后学授经传道，也是了解教育规律，避免“近亲繁殖” 的表现，因为这不利于年轻人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养分。道阶也对太虚深为器重，不久，就让太虚为僧众辅讲《教观纲宗》、《相宗八要》，这对太虚也是最初的锻炼。这应是道阶多年辅助敬安，很能领会敬安意图的体现。

在以后的日子里， 这些高僧对太虚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事业发展都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 成为太虚生命旅程中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良师益友。首先是他们的着意调教，然后是太虚自己的超常努力。没几年，年轻的太虚便深入到素称浩瀚的佛学堂奥。尤其喜爱看《指月录》、《高僧传》、《凤洲纲鉴》等， 并常将禅宗语录中的话头独自参究。

在天童寺一面听经， 太虚也常听禅师讲开示， 而修行高深的敬安所讲的开示往往最为精警。此时，太虚受戒已两年多，敬安有意无意地让太虚破例受戒，但禅门规矩一点不放松，看着太虚在经教方面已初成，这才让他进禅堂习禅参禅。有时敬安在路上碰到太虚，也常常提起话头让太虚参究，这使太虚产生了很多疑惑。一天晚，太虚进入天童丈室问敬安：“什么是露地白牛?”敬安离座，扭住太虚鼻孔，大声喝问：“是谁？”其实，这句喝问正如问学佛者是谁一样，是禅门常用的唤起自觉的方法，我们常用的“自觉”一词也来自禅门，但太虚那会儿还未能省思到这步，只是赶紧摆脱了，礼拜而退。这是太虚对禅门棒喝的初次领教，同时也体现了敬安对弟子的严格调教。如只有爱护栽培而缺乏严格调教，对老师而言，很难收到良好教育效果。对不成熟的年轻人而言，则很容易退堕或轻忽。有了严格调教，学生才会从心里敬服师长，接受教诲。太虚以后多次开悟，归根结底与敬安最初的棒喝分不开。

太虚与他敬服的老师之间也并非从未有冲突。1908年夏秋之交传来消息，太虚师兄圆瑛，因为寺产纠纷，被拘禁于宁波县衙。闻听消息，太虚心急如焚，因为圆瑛也是与他发愿结拜“同为佛国栋梁”的盟兄弟。 太虚当时不敢面请敬安，只能即刻写了一信，请人送到敬安那儿，央其营救圆瑛。但是信函中语气偏激，甚至有指责敬安没积极营救之意，这也是太虚年轻气盛，做事未免心急求成。圆瑛也是自己弟子，敬安岂有不救之理？他也因世事难周全，一时救圆瑛不得，本自烦恼。太虚这小子，来函催促倒也罢了，还要责怪，于是不免恼怒，当即赶到十里开外的七塔寺叱责太虚。这骂也是必要的，不能骄纵弟子，而必须针对他们的缺点不足，时有鞭策！这使太虚悔悟到先前因救急心切，语欠思量，以至不敬师长。以后太虚也能常常检讨自己，这是法器成长必须的一课。1908年秋，敬安终于得到机会，将圆瑛从县衙中救出获释，太虚也为此得到敬安谅解。

太虚的成长过程中，还得到敬安多方结交的善缘的许多帮助。如1910年9月，太虚在广州白云山双溪寺巧遇故交，时任广东肇庆兵备道的易实甫。易实甫原是敬安诗友，那年到七塔寺寻访敬安，恰遇正在听经的太虚，两人以诗文应答，颇为相投。易实甫除了因敬安的缘故外，也非常欣赏太虚的诗意清超，因而两人结为方外交。这给太虚在广州从事帮助革命党的活动带来许多方便。

1911年5月，因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失败遭受清政府通缉的太虚自广东回到上海。稍事休息后，便往宁波，第一个要拜谒的就是对自己关怀至深的剃度师奘年法师、授戒师敬安法师，以报平安并略述广东的情形，免得他们为自己担心。

三、在任用中锻炼成长

1911年初秋，各省以推行地方自治为名，占寺夺产之风愈演愈烈。 江浙一带僧众于是会集上海、商议对策。 商量的结果是拟推请敬安进京，向清廷请愿，以抵制这股风潮。

当时太虚才23岁，然而敬安为此事立即加以重用，特地把他从普陀山召回，让太虚来代替自己起草请愿保护寺产，以及改革振兴佛教的计划书。初稿写成后，敬安又请了上海《神州日报》主笔汪德渊加以修饰润笔，准备携往北京。同时要太虚也积极作陪同进京的准备。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各地佛教组织纷纷成立，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于1912年4月由敬安领衔筹建的中华佛教总会。此前，太虚等人为组建佛教协进会曾大闹镇江金山寺，敬安得知后，以为这是佛教新进的卤莽行为。不过，为了改变各地佛教组织散乱无章的情形，敬安也意识到建立一个对全国佛教发展起到领导作用，维护佛教权益的组织的必要，便于上海开始组建中华佛教总会。为此，敬安特将太虚召到上海，告诉他自己准备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众，筹创中华佛教总会，而将各省县原有的僧教育会改设为分部或支部，使其成为一全国性组织。因此要太虚停止佛教协进会的工作，共同来筹办佛教总会，并拟委以重任，而原协进会的成员也可并入总会。

1912年4月1日，拟参加佛教总会的各方在上海留云寺开筹备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敬安、太虚外，尚有谛闲、铁岩、圆瑛及陆军部代表王虚亭等百余人，然而会议的主题却是帮助陆军部筹集军饷，以便请求南京临时政府保护佛教。此时，敬安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正日益扩大。 在留云寺会议上敬安被推选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此后便积极主持了总会的领导工作。先是将各省原有僧教育会改为支部，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 不久全国陆续成立了22个支部，400多个分部。 一些原有的佛教组织，如佛教协进会等也大多并入。一时间， 中华佛教总会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全国性佛教团体， 并在上海清凉寺专门设立了办事处， 与太虚一起大闹金山的仁山法师等人留处驻会办理正常事务。 正当中华佛教总会忙于联络各地寺院， 扩充组织， 建立分支机构之际，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各地相继发生一些逐僧毁佛事件，侵夺寺产的风潮再次兴起。为此，云南、安徽等支部相继向总会告急。这年8月， 湖南支部甚至专程派人到上海， 请求总会设法制止当地军警社团学校纷纷占夺寺产的情形， 这使敬安深感事态严重。 恰在此时，时任北京法源寺住持的道阶及文希法师等， 盛邀敬安赴北京以奠定佛教总会基础。而由于南北议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已撤销，敬安也觉得佛教总会会章尚未经北洋政府认可， 因而意欲北上以谋立案登记， 使总会合法化，更有力地维护佛教权益。

四、化悲愤为力量

1912年9月， 敬安在中华佛教总会福建支部长释本忠、江西支部长释大春等陪同下，到达北京。在京他同道阶、文希等法师商定， 对佛教总会会章进行了修改， 规定其宗旨为统一佛教， 弘扬佛法， 以促进人群道德， 完全国民幸福。 基本任务则是普及教育， 组织报馆， 整顿教规， 提倡公益， 增兴实业等， 这一切体现了佛教总会具有趋向近代化的性质。 随后他们通过时任北洋政府内阁要员的敬安诗友熊希龄疏通， 将会章呈请政府立案。 到11月初， 因形势紧迫， 敬安又亲赴北洋政府内务部， 与主管宗教的礼俗司负责人杜某交涉。 其实正是该司下令调查寺产， 将其分公、私诸目， (所谓“公”， 即信德布施者， 所谓“私”， 即僧侣募化而得。)然后分别提拨， 供各级政府使用。对此，敬安不能不据理力争。敬安认为， 寺产在信徒为布施， 在僧众即为募化，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 然而不论布施与募化， 均为僧徒所有， 非属政府或地方公产。 杜某在理屈词穷之下， 竟然厉言作色， 对年届高龄， 深受各界敬重的佛教名流大加训斥。 敬安以法门高僧， 竟受势利小吏无端指斥， 悲愤交集， 当即退出。 回到法源寺住处，他追思此番北上， 受辱可以忍耐，而事未成，有负佛教界重托，难以向对此行抱有很大希望的僧众交代……不由气急攻心， 于当晚不幸圆寂。 噩耗传来， 太虚悲痛欲绝。 太虚一生， 因缘所至际遇名师甚多， 而于法门师匠， 独心折敬安， 对其魄力之雄大， 志愿之坚毅， 追慕不已。因而太虚的言行举止，亦受敬安的潜移默化甚多。 敬安为近代中国禅门高僧， 本以参禅清修， 寻求个人解脱为要旨， 然近代中国国难法难相继， 使每一个不甘自弃的僧人也从维护与弘扬佛教出发， 开始关注世事。 敬安曾经自白“我虽学佛未忘世”。他住持天童寺时， 该寺因受太平天国毁佛冲击， 尚未恢复。为规复该寺， 敬安在选贤任能， 规范内部的同时， 不得不深入俗世， 与社会各方打交道，历经艰难， 终使天童得以中兴。 而当庙产兴学风潮兴起， 浙东35寺僧人冒用敬安名义请求日本保护时， 敬安气愤至极， 认为此举辱国辱教， 因而上书清廷，要求中国政府保护寺产。其拳拳爱国之心， 历历可见。 据说敬安在宁波阿育王寺， 曾在舍利塔前燃左手二指， 并剜臂肉燃灯供佛， 其一生在各地寺院曾燃顶至腹，共18处， 两臂燃痕连结， 殆无完肤。这充分表明他在个人修行上的坚执。而其诗文与佛学造诣之精深， 更令众人景仰。 太虚作为其着意栽培的弟子，受敬安的恩遇实多，尤其是办僧教育会与创立中华佛教总会期间， 更是随侍左右， 朝夕相处， 因而敬安一言一行， 融通万物的博大胸怀，不畏艰险的刚毅性格，普救众生的入世精神， 对太虚的一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而敬安对太虚的成长更是关怀备至， 后虽一度因金山事件对太虚略有抱怨， 然也由于爱之深而起。因而太虚对敬安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 如今听到敬字圆寂的消息， 太虚不禁悲从中来， 潜然泪下， 回首从前， 往事犹在眼前， 太虚甚至清晰地记得曾有一天晚上， 敬字把他召到方丈室， 向他细细讲述自己生平经历， 讲到自己遭遇坎坷， 仍矢志不移， 献身佛教时， 敬安不由乘兴吟诵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此勉励太虚。太虚之所以少年立壮志，是与敬安分不开的，也由此可见，敬安对太虚多次委以重任，也完全是有意识地培养锻炼。敬安的教诲犹在耳旁， 敬安的音容似在眼前， 然而斯人已去。 直可谓世事变幻，生命无常。太虚自幼父母双亡，除外祖母外一无依靠。好不容易找到伟大良师，他正指望借助佛教总会推行改革，想来敬安必能扶他一把。如今一事无成，良师再也帮不了自己。想到这里， 太虚再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悲伤， 他深夜披衣而起， 研纸磨墨， 作诗一首:

         相随学道白云层， 棒喝当头领受曾。

         从此更无师我者， 小窗垂泣涕如绳!

         万树梅花竟埋骨， 一轮明月孰传心!

         遗诗自足流千古， 翠冷香寒忆苦吟。

字里行间倾注了太虚对敬安知遇之恩的感激， 对其高尚品行的尊敬， 对其骤然离世的悲伤和思念。

敬安遽亡的消息传开， 全国佛教徒群情激愤， 社会各界也为之不平，熊希龄将此情况与后果向总统袁世凯作了汇报。袁世凯把持下的北洋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有本质不同， 其不容民间团体之专制精神， 与满清政府如同一辙。但袁世凯再三权衡， 觉得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南方革命势力尚存， 一切布置远未就绪， 此时不宜以此冒犯民怨， 触动众怒， 乃不得已下令转饬内务部， 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于是总会得以合法化， 各地庙产亦稍得保全。

1913年2月2日， 佛教界在上海静安寺举行敬安追悼大会。 当时， 诸多名流云集上海， 而作为敬安生前得意弟子参加追悼会的太虚，面对恩师遗像， 追思恩师生前对自己的诸多关照和殷切期望， 而自己致力推行的佛教改革事业也是为了维护佛教，复兴中国佛教，与敬安的遗志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与会的众多僧人却浑浑噩噩，对此一点也不理解。太虚作为敬安曾着意栽培的弟子，理当在这种场合讲话。他总结佛教界在当时一再被欺辱的原因，虽然有种种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只有佛教得以复兴，自身强大了，才能不再受人摆布。而在他看来，佛教复兴的主要途径还在于自身的改革，因而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他在敬安追悼会上发出了震古烁今的佛教教制、教义、教产三大革命的呼声。“从此更无师我者”，这标志着太虚已成长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一代佛教领袖。敬安作为他的老师如有知，当会感到最大欣慰！

敬安大师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佛教权益，给太虚上了最后一课，也把太虚推上了那时佛教界“维权”的领军人物的位置。由于佛教被轻视，中华佛教总会最终还是被北洋政府解散。从此以后，太虚继承敬安遗志，先后筹建中华五族佛教联合会、中国佛教会，甚至为抵制重庆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43年11月正式颁布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掀起的新一轮庙产兴学，不得不与敬安大师当年一样以生命为代价抗争。1944年1月2日，他致书蒋介石，信中说，内政部颁布的修正“寺庙兴办公益办法”，就是“由县市政府乡镇保甲为刀俎，”寺院僧尼为鱼肉，任其宰割。如果实施，可以立刻把全国佛教摧残殆尽。我太虚把整顿振兴寺院，发扬佛教，利益国家民族以至世界人类看作第一生命，而有关当局历年时常有摧残佛教举动，无疑也是要我的命。他历数自己对发扬中国文化、沟通世界学术以及抗战的贡献，悲痛地表示，如果最高当局能够体谅自己的苦衷，阻止内政部等所为；那么，他会倍加努力，赞襄民族复兴事业；否则，决不能坐视佛教被摧残，腼颜苟活，唯有死路一条。 这封信蒋介石看了后心情如何？不得而知。反正内政部的《办法》最终流产。这一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并没有结束，只要敬安、太虚的遗志没有实现，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重演……  

衡量一位教育家是否成功，或许其自身事业成就并非关键，而他培养的学生取得多大成就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意义上，敬安大师可谓中国近代伟大的佛教教育家。

（作者简介：邓子美（1951-），男，教授，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硕、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尤以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佛教在海内外具有一定影响，著有《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太虚大师传》、《超越与顺应》、《当代人间佛教思潮》等。何锦锋，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