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师父——仁德长老竟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中师父的慈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师父“誓作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臣” 的教诲也一直在激励着我，虽然今年是他老人家的往生十周年纪念日，但我觉得这十年中师父并没有离开我们，他老人家一直还在关注着中国佛教的未来，关注着九华山佛教事业的发展，关注着我们在学佛的艰难道路上有没有退失道心……
我和仁德长老的师徒之缘始于1980年,那年4月，快到而立之年的我来到九华山。正是仲春时节，雨后的九华山漫山新翠，竿竿清幽，宽大的海青穿行其间更觉出尘，贪婪吸吮着山岚的芬芳，凝神静听出家人那安详的眼神与平和的面容念诵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地藏大愿，一刹那，只觉自己那颗漂泊近三十年的心顿时沉静下来，正式拜仁德长老为师，成为文革以后早期出家的僧人。
仁德长老13岁、也就是说少年即出家，21岁受三坛大戒，75岁圆寂，戒腊53，虽然“文革”中饱受冲击，但始终严守戒律，是当代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坚持不还俗的、为数不多的、有名的大和尚中的一名，所以备受海内外佛教界的尊敬。师父的僧德早已誉满海内外，他不但享有与明炀长老、茗山长老开“文革海外传戒”，被请为三师七证的殊荣，而且还与明炀长老、茗山长老一道被新加坡居士林聘为终生导师。我虽然跟随师父出家三十多年，但实际上真正在师父旁边也就是两年多，所以师父的高风亮节，我无法窥觊全貌，但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因为师父一生中最关心的就是续佛慧命的事业，而我在师父旁边的两年中，都是与佛教教育有关，所以觉得把在师父身边两年多的感受作一回顾，也是对师父最好的缅怀。
记得1981年初，当时我出家还不到一年，师父因公到北京，带我当侍者同行，在北京与厦门南普陀的妙湛长老，还有明心法师以及江西东林寺的果一法师一同住在民委招待所，希望能见到朴老，找中国佛教图书馆黄炳章副馆长礼请佛像。因为文革很多寺院“破四旧”时，很多佛像都被集中到了故宫博物馆。文革结束后，故宫博物馆又把那些佛像移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由佛教图书馆黄炳章副馆长保管。由于当时一批寺院刚开始恢复，缺少佛像，于是很多老法师都到北京来请佛像。老一辈大德们在经过文革的冲击以后，碰在一起时，都迫切关心着怎样才能更好的恢复佛教，只是他们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头绪。当时我刚出家，跟在师父身后，认识了妙湛长老。妙湛长老在扬州高旻寺担任知客时，师父仁德长老也是三知客，所以他们是多年的深交老友，并经常书信往来。为了便于看管寺院，当时的妙湛长老还身着俗服。听他们三人在一起谈论着佛教今后发展的方向，师父仁德长老说：“现在九华山落实政策开始恢复寺院了，只是寺院恢复了，没有僧人住”。明心法师说：“那就多收徒弟”。妙湛长老说：“光收徒弟也不行，还要让他们受教育，还是要办学，只是办学找不到法师”。明心法师说：“如果你办学我就过来讲课，我还有一个师弟叫心月法师，刚落实政策才放出来，他也能讲课”。这次谈话没过多久，妙湛长老就复办了由弘一律师和瑞今法师创办的佛教养正院。养正院刚恢复，我的师父就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到厦门养正院依止妙湛长老学习。在闽南佛学院学习不到一年，1982年，我考取了中国佛学院。在北京中国佛学院期间，师父只要一到北京，就要打电话叫我到他住的地方，询问我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并一再嘱咐我要好好修学，毕业了回九华山帮他办佛学院。而只要佛学院一放假，他就要打电话让我回九华山，一回到九华山谈不了几句话就和我谈他的办学计划，并且为找不到授课的法师而犯愁。1984年放寒假时，师父的同参明心法师路过北京住在法源寺，师父立即打电话叫我如论如何要把明心法师护送到九华山。按照师父的嘱咐，在1984年春节前夕我把腿残的明心法师护送到了九华山，而师父那年春节过得特别高兴。由于明心法师的到来，于1985年5月在祗园寺举办了“安徽省九华山僧伽培训班”。其教育方针是，教学育人，学修并重，提高学僧思想道德修养，及对佛教文化的研讨兴趣和知识水平，培养立足佛门、关心和拥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佛教人才。 1986年10月第一期僧伽培训班24名学僧结业。外界对这期培训班的评价是：“九华山新时期僧伽教育的摇篮”，“给全省乃至全国的宗教工作带了个好头”。1986年，师父又选址甘露寺，开始筹办九华山佛学院，但在筹办过程中，尽管师父一直为筹建九华山佛学院，奔走呼号、大到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招生对象、校址拣择、经费筹措、行政管理，小到桌椅板凳、生活起居等，桩桩件件都亲力亲为，还就九华山佛学院的筹办多次向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汇报，得到赵朴老的大力支持、称赞和鼓励。但由于管理和师资的原因，尽管师父办学的愿力很大，面对实际困难，师父也无可奈何，所以九华山佛学院一直没有走出试办的困境。1989年我从中国佛学院研究生毕业，由于第一批研究生只有两名，而当时中国佛学院师资也不充足，所以一毕业中国佛学院就将我留下来，既担任班主任，又要作为授课法师为学生讲课。担心中国佛学院不放我，于是师父亲自给朴老写信，要我回九华山担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帮助他把九华山佛学院办起来。
1990年新年伊始，经赵朴老批准，奉师父的召唤，我从北京赶到九华山协助师父办学。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师父的亲自主持下，九华山佛学院在九华山甘露寺正式成立。在师父他老人家高瞻远瞩的指导和支持下，我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如何办好九华山佛学院首届师生的修学管理中，以便为以后进一步办好九华山佛学院开好局、打好基础，提供如法如律办学的经验。所以九华山佛学院一正式开办就严格遵循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制定的“学修一体化，学院生活丛林化”的办学方针，坚持在教学中把学与修有机地统一起来，要求学修并进，通过教学和管理使学员达到佛学知识和佛教信仰、修持同步增长。在教学上要把传授佛学知识同坚定佛教的信仰，增强为佛教事业献身的精神结合起来，把爱国与传法结合起来，并按照丛林的要求对学僧进行管理，严格上殿、过堂、修禅、念佛，严肃僧仪、僧纪。同时在全国佛学院中，第一个升国旗，第一个唱国歌，第一个办院刊，第一个拥有自己的院歌，第一个不放暑假，从而树立了良好的道风和学风，并在短短的时间就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了九华山佛学院首届学僧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朴老高度评价九华山佛学院，说：“九华山是人杰地灵，地灵人杰的佛教圣地。九华山佛学院是培养法师的摇篮。”并将九华山佛学院升国旗唱国歌的做法向全国佛教场所推广。也由于九华山佛学院的成绩得到了赵朴老的赞扬和勉励，1991年间，赵朴老亲自决定，并写信给师父仁德长老，委托九华山佛学院举办“全国寺院执事进修班”，中国佛教协会并任命师父仁德长老为“全国寺院执事进修班”班主任，我为副班主任。九华山佛学院举办了两期“全国寺院执事进修班”，使当时来自于全国各大寺庙的住持、监院等重要执事，在里面进修以后，佛学、修持、管理都得到了很好的提高，为加强佛教界的自身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九华山佛学院学生一批一批的毕业，他们走出校门，在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的道路上，发挥着自己的才干，现在这些学生有的已是各地佛教寺院的重要执事，有的成为了各级佛协的中坚，有的是佛学院的骨干，他们不但及时缓解了当今佛教界僧才奇缺的状况，而且更是佛教界的生力军。而师父仁德长老呕心沥血开办的九华山佛学院，也成为了众多佛学院中办学最有成果的学院之一，成为了安徽佛教界，也是全国佛教界的一个培养僧材的基地，受到海内外佛教徒的注目。
古往今来，高僧大德之所以成为倍受世人敬重的精神导师，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甘为众生做牛马的高尚情操，有着引导众生进入无我利他境界的智慧，有着悲天悯人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他们的品行如山高水长，月印千江，令人敬仰不已！
师父仁德长老（1927年－2001年）就是这样一位功在国家、功在佛教、誉满海内外的当代高僧大德。他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爱国爱教、光明磊落、解行并进、慈悲济世，为当代的佛教事业、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2年上半年，中国佛学院因为具体负责人不辞而别，所以一段时间比较散乱，朴老又亲自写信给师父仁德长老，把我调回中国佛学院担任教务长，不久升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在朴老的领导和支持下，很快使中国佛学院各方面建设面貌一新。由于我因工作关系，回到了北京中国佛学院，但在离开师父和九华山佛学院时，经师父同意，将佛学院修学的重任交给了九华山佛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延续、果卓、宽容、藏学等十位年轻法师。而这十位年轻法师在我师父仁德长老的继续领导和栽培下，大家任劳任怨，辛勤教学，至心同心，让九华山教育事业得以延续和提升。
上个月，我不但收到了九华山佛教协会发来的请柬，也接到了九华山佛协打来的电话，希望我能参加师父仁德长老圆寂十周年的纪念法会。因教务缠身，或许我不能如愿在8月4日的那一天和大众一起悼念师父，但我会铭记朴老和师父等佛教界老一辈老婆心切的“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是培养人才”的永远教诲。同时，我也祝愿九华山佛学院在九华山这片温暖的土壤里不断茁壮成长，也愿每一个学子都能以“难行能行”的愿力去发扬和实践地藏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大愿精神，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业多做功德，使世界更美好和谐。
最后祈愿师父仁德长老不舍众生，乘愿再来！

2011年8月2日